心理學上一個案例，與這個故事異曲同工，1993年，美國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首次強制一些上市公司披露高管的薪酬及津貼等詳細資料。這樣做的本意是，一旦薪酬公開，董事會就不會再愿意給高管們支付天文數字的薪酬和福利了。監管人員希望這樣做能制止公司高管薪酬飛漲這一頑癥，因為之前無論是監管機關、立法機構，還是股票持有人的施壓都沒有將這一頑癥解決。不錯，這種情況確實需要制止:1976年，美國高管們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36倍;而到了1993年，高管們的平均薪酬已經上漲到工人的131倍。

不過猜猜看，這一政策頒布之后怎么樣?薪酬一旦成為公開信息，媒體就會定期刊登一些特別報道，按高管們的收入高低進行排名。這種公開不但沒有壓制住高管們的漲薪幅度，反而使美國公司的高管們開始互相攀比工資，最后，高管們的工資火箭般地往上躥。這一趨勢又進一步被一些薪酬咨詢公司(投資人沃倫·巴菲特苛刻地稱之為“悠著點，悠著點，開大獎了”公司)“推動”，它們建議那些高管客戶回去要求幅度驚人的加薪。結果呢?現在美國公司高管們的平均收入相當于普通工人的369倍，是高管薪酬公開前的三倍。

因為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我向一個公司高管詢問了幾個問題。

“如果你們工資數據庫里的信息被公司上下都知道了，”我試探著問，“那會怎么樣?”

那個主管警覺地看著我。“那會披露出很多事情來，內部交易、金融丑聞，諸如此類，但如果每個人的工資都被大家知道了，那可就是真正的災難了。除了那個薪水最高的人，所有人都會覺得工資太低--要是他們出去另謀高就，我絲毫不覺得奇怪。”

這難道不奇怪嗎?工資多少與幸福程度的關聯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緊密，這一點已經反復得到了證明(事實上，這種關聯相當薄弱)。研究證明，最幸福的人并不在個人收入最高的國家里。可是，我們還是一個勁地爭取高工資，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嫉妒。正如20世紀的記者、諷刺家、社會評論家、憤世嫉俗者、自由思想家H.L.門肯所指出的，一個人對工資是否滿意，取決于他是否比他未來老婆的姐姐或妹妹的老公掙得多。為什么要這樣比?因為(我隱隱感覺，門肯的老婆一定是把自己妹妹老公的工資分文不差地告訴了他)這種比較是明顯而又現成的。

公司高管薪酬的無節制增加已經給社會造成損害性后果。高管工資的無度增長，非但不會使他們感到羞恥，還會鼓勵其他高管進行攀比，再次要求加薪。“在互聯網時代，”《紐約時報》的一條標題中說，“富人嫉妒的是比自己更富有的人”。在另一則新聞故事里，一位醫生說他從哈佛畢業時就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在癌癥研究上獲得諾貝爾獎。這是他的目標、他的夢想。可是幾年以后，他發現幾個同事給華爾街公司當醫學顧問比他行醫掙的錢還多。他原先對自己的收入還比較滿意，可是當聽說他朋友有了游艇和度假別墅時，他忽然感覺自己太窮了。于是決定改變職業--走華爾街那條路。到了畢業20年同學聚會時，他的收入比多數從醫的同學高10倍。你可以想象得出，他站在派對的中央，酒杯在手--沒有幾個人的“成就”能和他分庭抗禮，在場的人都在注視他的一言一行。但他放棄了自己的夢想，放棄了對諾貝爾獎的追求，只為了換取華爾街的高額薪酬，消除自己的“貧窮”感。由此看來，平均年薪16萬美元的家庭醫生短缺還有什么可奇怪的?